华夏时报记者卢梦雪 北京报道

　　天眼查显示，3月17日，甘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甘肃农商银行”）完成工商注册登记，意味着筹建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。

　　这家注册资本约449.2亿元的省级农商银行，从2月获批筹建到完成注册仅用时一个多月。若后续顺利通过监管核准开业，它将成为2026年首家挂牌开业的省级农商银行。

　　从最初规划的农商联合银行模式，到最终转向省级统一法人路径，甘肃农信改革经历了改革模式的转换。相关信息显示，甘肃农商银行法定代表人为现任甘肃省联社党委书记、理事长王文永。

　　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，要积极稳妥化解金融领域风险，深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。在“一省一策”的改革原则下，各省正根据自身风险状况和现实需求，探索适配的农信改革方案。

　　从“联合银行”到“统一法人”的转向

　　甘肃农信系统的改革路径经历了清晰的转向过程。2023年，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“稳妥推进农信社改革，组建甘肃农商联合银行”。按照此方案，甘肃原计划构建“省联社+县级法人行社”的二级法人体系，延续基层行社独立法人地位，这是当时全国多地探索的联合银行模式。

　　然而，此后的两年间，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未再提及“联合银行筹建”相关内容，改革方向悄然调整。2025年，甘肃省内多家农信机构在年度工作会议中明确表态，将“积极配合做好甘肃农商银行筹建”；同年8月，金昌农商银行、永昌农商银行先后召开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组建甘肃农商银行相关事项，改革转向的信号逐步落地。直至2026年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“巩固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成果，组建运营甘肃农商银行”列为年度重点工作，甘肃才完成了从“联合银行”到“统一法人”的清晰转向。

　　从改革模式的选择来看，农商联合银行保留了多级法人治理结构，有效规避了农合机构重组整合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摩擦；而省级统一法人农商行则需通过新设合并或吸收合并的方式，改变原有两级法人结构，将现有县级行社整合为单一法人实体，这有助于集中区域金融资源，形成规模优势。两种模式并无绝对优劣之分，核心在于是否适配地方农信机构的实际情况与风险化解需求。

　　这一战略转向植根于甘肃农信系统的特殊省情。作为西北重要的农业省份，甘肃农信系统在地方金融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末，甘肃农信涉农贷款余额2599亿元，占全省银行机构的32%；农户贷款2075亿元，占全省65%；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731亿元，占全省34%。系统现有37家农村商业银行、5家农村合作银行、41家县级联社，拥有近1904个营业网点，覆盖全省90%的农牧民。

　　但与此同时，受地方经济基础、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，甘肃农信系统内资产质量参差不齐，历史包袱相对沉重。2019至2021年，甘肃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连续三年高于6%，部分县域农信机构风险突出。为化解风险、补充资本，甘肃省先后于2021年、2022年发行了总计426亿元的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，用于补充辖内58家农合机构及省联社的资本。经过连续攻坚，风险化解取得阶段性成效，为更彻底的改革模式切换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曾刚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分析认为，中小银行改革的核心是风险化解。“如果潜在的风险机构数量比较多，那么改成联合银行之后，可能还存在一些风险点无法化解的情况。如果改成统一法人的农商银行模式，从风险化解的角度来讲，可能更加有效。”

　　449亿元注册资本落定，领导班子浮出水面

　　2026年2月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批复同意筹建甘肃农村商业银行，并明确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。仅一个多月后，甘肃农商银行于3月17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。

　　据工商登记信息，甘肃农商银行注册资本高达449.19亿元，股东阵容强大，前六大股东均为甘肃省属国企，体现了地方政府主导推动此次改革的力度。

　　随着工商注册完成，甘肃农商银行的核心领导班子也正式亮相。工商信息显示，甘肃农商银行法定代表人为甘肃省联社党委书记、理事长王文永，董事还包括甘肃省联社党委副书记等人，基本延续了省级联社领导班子整体平移至新组建农商银行的惯例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甘肃农商银行的下属分支机构也在同步组建。工商信息显示，甘肃农商银行临夏中心支行已同步完成工商注册，负责人为临夏农商银行党委书记、董事长惠伟。按照后续流程，甘肃农商银行待甘肃金融监管局核准开业批复后，即可正式挂牌运营。

　　在“一省一策”原则指导下，全国农信社省联社改革加速推进。据记者不完全统计，截至2026年初，至少已有13个省份完成省联社改革，2025年全年新挂牌省级农商银行或联合银行达7家，形成省级农商联合银行、统一法人农商银行两种主流模式并行的格局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在同一种模式下，各地实施情况也不尽相同。如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是“自下而上”的模式，而广西农商联合银行是“自上而下”的模式，股权关系完全相反。在组建省级农商银行方面，海南省采取“一步到位”方式，而辽宁省则采取“两步走”方式。

　　在改革加速推进的同时，政策导向也在深化。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，首次将“深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”写入中央会议文件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，要积极稳妥化解金融领域风险，包括充实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；同时，规范金融机构竞争秩序，深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。

　　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分析认为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“充实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”和“深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。”总的来说，“一体推进”“减量提质”是一个“先治标，后治本”、最终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。当前，高风险机构的数量压降已取得显著成效，为转型发展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础。下一步政策的重点应从“量”的调整，更深层次地转向“质”的提升。转型发展能否成功，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完善治理激发中小银行的内生动力，以及能否在整合资源、稳健发展的同时，高效、精准地满足实体经济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。